新闻背景：本届东西部合作与贸易洽谈会，是目前为止中国的地区性贸易洽谈会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届。据主办者统计，由28个省市自治区派出了地方政府高级代表团，另外来自香港的贸发局、中华总商会、中华厂商联合会和澳门中华总商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也设了展台。主办者表示，已有超过3万人参展。除正式组团参展外，还有不少零散客商来到西安。一位来自北京的从事自动化工业经营的参展商对本届洽谈会极为关注。

北京参展商：国家在搞开发，所以以后会逐渐地扩大，这两年对自动化来讲还不是很多的应用，但是随着以后的发展，在三五年之后可能很快就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是一家外国企业，所以会越来越多的应用在西北和西南地区，你要是不早点来的话，以后你可能没有什么机会了。

新闻背景：东西合作开发西部是本届合作与贸易洽谈会的宗旨，中国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广东省这次派出了600人，组成了本届大会参展人数最多的经贸代表团。本届交易会最大的一宗合同是中国北方航空公司购买6架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新舟60型短程客机，西北地区民航支线市场已初露端倪。

国防科工委官员：整个大西北它的军工要占到军工产值要占到整个西北工业产值的50%，所以说西部开发发挥国防科技工业的重工力量应该说是很有作为的，科工委这块也是比较重视的。

新闻背景：科技是这届经贸洽谈会的宠儿，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以科技投入的姿态进入西部市场。

卢瑞华（广东省省长）：37个单位包括高校研究生和科技企业带来了400多项科技成果，而且我们是从1000多项成果里面挑选出来的，觉得能够适合大西北开发所需要的。

新闻背景：西部地区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军事工业科技人才被视为启动西部开发的重要的一支人才力量。科技成果市场化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

陕西代表团负责人：因为我们的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比较多，都有很多的成果，但是过去苦于成果转移不出去，有这么一个桥梁、有这么一个机会，使东西部结合互相沟通，我想陕西的技术也会打向全国的。

新闻背景：记者在展厅了解到，无论是高科技交流，还是商品流通，西部孕育的巨大的市场潜力给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商机，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也不愿放弃这次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所带来的无限商机。

本田公司（中国）首席代表：中国西北的轿车市场比沿海地区的轿车市场落后一点，但是这次的中国政府的政策开发西部的话，我想不久的将来轿车市场越来越扩大的。

TCL集团总裁：去年的话我们的集团在西部地区销售了30亿的产品，占我们整个销售量的25%左右，现在西部开发的热潮正在兴起，很多企业都到西部投资，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到西部投资会不会有效益，西部投资的优势在哪里？

新闻背景：西部地区的人才优势和人力资源已成为吸引东部企业来投资的主要因素。

新闻背景：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是15年前陕西省医药总公司于美国合资的一家制药厂，这家全部雇佣中国职员的外资企业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中国最受欢迎的十大外资企业之一，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合资制药企业。西安杨森截止1999年底累计统计统计已上缴税金18.5亿人民币，企业自身获得23.5亿税后利润，西安杨森获得的如此良好的业绩令业内外人士十分关注。西安杨森的投资者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中国西部地区分布着众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专家指出，西部开发所带来的机遇决不是无偿的，像西安杨森这样成功经营的合资企业能在西北地区得到良好发展，确实值得企业家、地方政府认真思考。中国的决策机构也多次强调，国有企业在西部开发中要发挥骨干作用，增强吸引国内外各方面资金和人才的能力，要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真正得到提高。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制药厂厂长：西安杨森在这块土地上成功地经营了15年，我个人体会来说，第一我们给人们带来了很好的产品，带来了很好的经营理念，同时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企业能够蓬勃的发展，在这个同时大家都知道经营企业需要人才，西安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最近我也听说下一步要对西安这地方的环境保护和交通、通信方面进行大量改进，我想有了这样的改进，我们西安扬森会发展得更好。

记者：现在海外都非常关心不论是投资者还是官方，中国的西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程安东：我们也感觉到中国西部的现状，东部的一些大的企业家乃至国外的一些投资者对西部的了解确实很少，过去大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东部沿海地区，对西部的了解甚少，其实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西部已经积累了很大的发展潜能，一旦西部大开发释放出来这些潜能将会得到一个跟东部一样的快速发展，我认为中央决策提出西部大开发不仅是中国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们陕西而言，大家知道的就是陕西古城墙、兵马俑，再就是黄土高坡，其实我们很多内在的本质可以得到很多商机，可以用来赚钱的市场的一些容量根本没去考察了解，比如我们关中八百里秦川，有四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示范区和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去年科工贸总收入就超过了300亿，我们有一批全国一流的大学和国家重点的科研院所，我们有几十年国家重点的实验室和工程中心，我们一年有2000多个可以转化的科研项目，这些都可以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所以大家了解不够，所以我想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国家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改变了投资的硬环境，再加上我们内在潜力的发挥，使海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全面认识我们西部地区，所以我们提出来要世界重新认识陕西，让陕西走向世界，这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不了解就没有兴趣，所以它就不能找到合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这几年连续举办了四届中国东西部合作和投资的贸易洽谈会，开始很多人觉得这都没意义，现在看来一届比一届好，一届规模比一届大，到今年这一届超过3万人，全国28个省市组团，由两位省长带队，今年的成交额可能要数百亿，不是一、两百亿是数百亿的成交额。这就说明西部不仅有人力资源的潜力，矿产资源的潜力，土地资源的潜力，还有人才的潜力、科技成果的潜力，所以应该全面认识我们，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给所有全世界的投资者带来好处。

记者：您刚才说到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我注意到您也说的是可转化，那么妨碍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您刚才说的是转化成生产力，为什么没有转化成生产力？

程安东：首先我们过去在科技成果的研究、发明上，我们有不完全就是引导方面不完善，忽略了一个创新机制，很多专家把他的成果写论文评职称，忽略了可转化的程度，我们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没认识到要有所为必须有所不为，这样我们国家现在采取了基础理论研究，国家来统一，重点的科研院校负责，地方的科研院所重点攻克面向当前转化为生产力的应用技术，提倡一个创新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一部分大的院校、重点科研院所走出院门、走向科研市场的第一线和企业结合。第二个原因就是企业没成为转化的主体，光靠政府去指导去重视这个毕竟力量有限，只有企业成为真正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的时候，他们敢于搞风险投资，敢于和科研单位合作，这样转化的广度和强度都会增加。第三点我们要拥有成果的单位往往思想不够解放，斤斤计较得失，所以和企业结合的时候往往有些差距，现在通过实践证明，锁在试验室里、锁在档案柜里不如交给企业，转化了都有好处，所以我想通过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提倡一个创新的机制，我相信我们的科技优势一定会变成产业优势，一旦产业优势形成了，商品化程度就会提高，而且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说到科技优势，科技是由人来去完成的这个科研成果，国内海外都知道西部地区有专家就说，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和甘肃的兰州都集约了中国一部分非常优秀的科学家，甚至在某些尖端领域都是在世界领先的位置上，那么如何去对待处理西部开发需要引进人才，怎么来重新界定这个人才的概念。

程安东：人力资源是多方面的，既有高科技的人才也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从我们西部生活来讲，从陕西我感觉首先用好我们已经拥有的人才，所以我们提出来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条件留人，过去大家说我们“孔雀东南飞”，确实有这种现象，我们逐渐要改善我们的人才政策，我们认为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事业心很强，只要他觉得他在这个地方他的岗位上能把他的聪明才智发挥起来的时候，即使物质条件暂时困难一点他也愿意留下来，所以我们把事业留人放在第一位，所以把人才首先把目前的这些发挥好，自己已有的人才不用好，盲目地再去引进外面的人才这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欢迎外来人才，前几年归到沿海去的甚至出国留学去的现在纷纷回来了，以我们杨陵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为例，过去在外国的留学生、到沿海去的现在听说我们的示范区变化很大，突飞猛进，现在纷纷要求回来工作，一部分在国外的留学生已经回来考察，开始进行了合作，所以这样的话，过去孔雀东南飞现在出现一个凤还巢的现象，这就是西部开发政策的引导，可见我们改善人才、政策、环境的吸引已经初步见成效了。实施西部大开发人是最关键的因素，人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想发挥人才潜力的同时，广泛开发他们人才的资源，同时也吸引包括国外留学生和到沿海工作的返回来，返回来的方式并不是简单地调回来，比如说过去在国外、在沿海发展了，他们回来投资办厂、兴办企业，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把资金带回来了、管理经验带回来了，兴办了企业，比简单地回到我们原来的岗位上作用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城市、在工业战线、在第三产业战线，农村里我们普通的劳动者到沿海打工几年积累了一些原始资本，回来就成为农村的致富带头人，他们以新的姿态、新的思想观点在农村使我们比较封闭的农民也开始计划出他的兴办经济的这么一个积极性，所以凤还巢，我们过去走了不吃亏，过去走了虽然是个损失，但是回来以后不仅回来的是人，而且回来的是管理经验、智力资金，回来带来了项目，使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在他们手中培植出来。

记者：东部也是经过20年的发展才培育了一个相对于西部来说相对良好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西部在开发的时候如何占一个高起点？政府在培育市场秩序的时候，各级政府不光是省一级高层官员和省一级政府，逐级向下怎么样建立一个您刚才前面说过开放的大市场需要一个完善、有序的市场秩序？

程安东：比如说我们通过新的执法，依法行政，建立合理竞争的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或者垄断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再如我们开放市场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严格查处各种乱收费“三乱”现象，我们现在新的行政性的收费完全一个账号，全省统一，对那些乱罚款、乱收费、乱集资现象严厉进行取缔，这样净化我们整个的投资软环境，这些都是我们政府所需要做的，只要我们这些做了，大家感觉我可以在市场根据我的能力公平合理的进行竞争，不受歧视，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排斥，这样当然就会有吸引力，所以我们采取一个互惠互利甚至让利，所谓让利并不是说减税让利，我们在合作中，可以说我们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企业不要斤斤计较一些具体的细节，而使投资者能够提高信心，能够觉得我们大家能真正合作，这就是我们政府的所为，我们决不能包办代替你来干什么或不干什么，哪些允许你干哪些不允许你干，我们一定要大力砍掉政府不该审批的事项，现在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弊端，我们管了些不该管的事，为了管这些事我们又集中了人，又找了一些不该集中的人来管管事的人，这样使我们的机构臃肿庞大，这几年大力进行审计机关的改革，合理设置机关，防止重叠交叉，精简人员，这些都是我们目前适应西部开发、营造一个好的市场机制环境的一些措施。

记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朱镕基总理在人大闭幕式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西部的开发会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来采访的时候感觉到各级的政府、基层的干部包括普通的民众对西部的开发都热情非常高涨，有专家指出在西部开发过程当中，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您对这点怎么看？ 程安东：确实是这样，因为西部确实承认自己相对滞后，而西部的开发、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它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能急功进利，而且要面向21世纪技术高度发展新的市场挑战，必须在高起点上提高自己经济素质的基础上来搞开发，所以如果说急于求成、乱铺摊子、搞重复建设，必然要犯过去历史性的错误，那我们就事与愿违了。至于群众的热情高这是好事，但是也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群众热情越高，而我们的一些行为、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措施是逐步到位的，一旦群众感觉你慢了而影响群众的情绪，丧失群众的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对各级政府特别是领导者，正确的贯彻中央的大战略，在群众热力中我们要冷思考，所以我们从去年6月就组织了一个规划调研小组，集中了100个国内的专家和我们政府部门人才，开发要有新思路，深刻地理解中央大战略的内涵，结合我们自己地区的实际，科学进行规划，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按照市场的需求来进行开发，这样减少失误，减少损失，使我们群众年年都感觉有变化，月月都感觉有实惠，我们相信群众的热情就会保持下去。

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参与主办这次东西部合作与贸易投资洽谈会呢？

王孟奎：国务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直属的一个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我们的责任就是向政府提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建议，西部大开发现在是国家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我们有责任来进行研究，提出我们的意见。这次正好在西安举行东西部贸易洽谈会，有20多个省市参加，洽谈会组委会和我们共同商定在洽谈会期间举行这么一次西部开发研讨会，使得关于西部开发认识能够进一步深化，来推动西部开发这项事业。

记者：我注意到您刚才特别强调研讨会，这也是这届贸易洽谈会和前三届贸易洽谈会不同的增加的一个内容，您认为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在哪些问题上必须明确认识？

王孟奎：我觉得要探讨清楚的问题很多，有这么几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西部开发的阶段问题，因为中国现代化如果从20年前改革开放算起，就是说从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中叶70年时间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到现在头两步实现了，头两步实现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就从明年开始实现第三步，实现两步并不是走完全程2/3，因为这两步只走了20年，第三步要走50年，这50年中国都还是处在从小康向现代化过渡，或者说小康建设这么个阶段，还会分具体的发展阶段，这50年里面还要分若干阶段，所以我觉得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西部的现状，把现状搞清楚，把起步搞准，起步就是把第十个五年计划搞好，从明年起2001年到2005年，这五年期间干什么、怎么干，然后再探讨这50年大致分几个阶段，这不光是西部，我觉得全国也有这种问题，这50年我们怎么个走法，肯定要有若干个具体发展阶段的。

记者：有专家认为，西部开发实际上是中国要调整经济结构，那么您认为西部应该怎么样营造合理的投资环境培育市场呢？

王孟奎：这样一个投资环境我想包括软环境、包括硬环境，所谓硬环境就是国家现在正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机场这样一些建设，这是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和前提。所谓软环境就是法规的建设、法律的建设等等，我觉得重点第一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国家东西部的差距一般地差距指标就是人均GDP，但是如果看社会发展指标的话，有文化、教育、人均寿命、医疗条件比较的话，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这些社会发展指标差距要小于人均GDP的差距，但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人均用电量以外，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大于人均GDP差距，所以国家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西部开发的第一件大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也有条件进行，比如说钢材中国是世界第一，产量世界第一，钢材、水泥、各种机械设备，而且我们有比较多的外汇还可以进口，这样也有建设条件，而西部也有这样的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会给东部投资者、给国外投资者创造了投资的，我刚才讲的，硬环境创造了基础可以来投资。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事情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生态建设，大家知道西部大量的地方是荒漠化、石漠化、生态破坏比较严重，这样危及西部地区继续发展也给下游带来很大的危害，现在国家把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放到重要位置，比如说国务院规定25度坡以上的耕地要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国家给农民适当的补贴，给他多少斤粮食，这个我们现在有条件进行，因为过去吃饭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他就在坡地上种田，生态遭到破坏，水土流失，现在国家粮食供应得很充分，给农民提供可能性，让他种草、种树，而种草、种树他可以种经济林，他可以得到经济林方面的收入，这样不仅能造福西部，使西部能够持续发展，而且对中下游好处、对黄河、长江中下游也有很大好处，我觉得这对世界环境也是一个贡献。

记者：作为研究人员，您个人对西部开发过程当中理性化的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王孟奎：你提的问题我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西部开发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从中央政府来说，现在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提醒大家现在市场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供不应求的时候生产什么都有人要，现在生产变化了，你再生产出来正在建厂没有建成就没有销路，你等于很辛苦投的钱没有回报，我想这在地方政府要重视的，企业也是要重视的，外国投资者我想他们自然会重视的，没有利益的项目他们是不会来的，但有利润的项目是很多的，现在随着我们国家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领域的拓宽，温饱解决以后消费变化了，新技术出现、新产品升级换代等等这些新领域是很多的，要开拓眼界调查市场去收集信息，使那些投资更有效，这就是按照市场规律、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在这方面领域很广泛，赚钱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你要研究市场，这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