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自从今年年初中国政府决定把西部开发作为国家战略以来，西部开发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这个计划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均衡发展和综合国力，20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上的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结果，中国西部开发计划也必将进一步扩大该地区的对外开放，西部对海外技术和资金需求会越来越多，那么海外投资商对中国西部到底有多大兴趣呢？为此我们将采访两位海外投资专家，首先我们请来了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黄玉川先生。黄局长西部开发成为中国今后的国家发展目标，世界银行计划向中国提供70亿美元的贷款，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即7亿美元将投向西部，您能解释一下吗？

黄育川（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首先让我以更广泛的背景作一个说明，在过去20年里，我们在中国大约开展了200个项目，金额总计350亿美元，我们与中国政府进行了讨论，在今后3年内，我们可能提供50亿至70亿美元，其中至少10亿将投向西部，我说至少是因为我们还不太确定需要多少资金，中国政府自己还将投入大笔的资金，尤其是对基础设施，我们感到这些项目环境、社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都能从银行贷款中得到好处。今后几个月，我们将同中国政府进行严肃的会谈，以确定我们将参与哪些项目能有多少资金进入西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计划，我把10亿美元作为底数，实际可能会高出很多。

主持人：这是可以改变的。

黄育川：是的，非常灵活。

主持人：世界银行的贷款对计划在中国西部，投资的外国公司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他们的机会很大。

黄育川：让我先谈一下现在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规模，从全国范围来讲，外国的投资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有250元人民币，这是全国的平均数。当你到西部省区时，这个数字只有25元人民币，是（全国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当你到沿海省份时，你会发现那里的许多省里，外国投资相当于每人1000元人民币，差距从每人25元，到每人1000多元，大问题是该做些什么来鼓励更多的外资到西部去。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采取几个特别的措施，其一，投资者在寻求，更好的基础设施、通信、道路。他们还在寻找熟练的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健康的劳动力，熟悉电脑、技术、会计、金融，投资者还要寻求保障，他们在西部投资的质量是高的，他们在西部投入的资金将得到回报，世界银行对这些事情很有经验。比如，我们可以和外国的投资者合伙，他们可以比我们更早得到回报，因为世行是一个公共的机构，我们还可以去西部省区核实投资计划的质量。因此他们可以保证得到健全的项目，我们还可以向他们不愿投资的项目提供资金，有别于太商业化的投资。我想这样就可以鼓励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到西部去。

主持人：你是说对想在西部投资的外国公司来说是有更大的机会。

黄育川：我认为今后有很多的潜力，我们不应该过份期望今后几年能得到的东西，我们必须面对冷峻的现实，东西部在地理上的差别是巨大的。我们来看一看降水量，西部的降水量平均只有东部的一半，再看一看气候条件，东部的无霜期每年有250天，而西部的无霜期只有50天，如果你想了解教育水平。那么，以贵州为例，只有4％的中学毕业生能接受高等教育，而全国的平均数在25％—30％之间，对于想去西部的外国人来讲，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且不会非常快，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中国政府确立了10—20年的发展计划，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到了西部的潜力。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你说的计划，向西部提供10亿美元的计划，你们计划如何分配这笔资金投资的重点区域有哪些？

黄育川：我们正在和中国的财政部、计委以及其它部委商讨，我们愿意和他们商讨一个框架，确定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的区域，例如，交通是一个优先项目，我想在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向中国几乎一半的，国家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提供了资金。但西部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西部交通的主要问题是支线公路、乡村道路，因为除非你有更好的乡村公路网，就不能维持国家级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因此，当我们到西部去的时候，我们更注重乡村支线公路建设的需要，只不过是为了支持国家级公路，以决定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能否提供贷款，对于农业或乡村项目也是这样，我们资助卫生和教育项目，例如，在西部的人口中，接受初级教育的比例非常，非常低。政府正在寻找新的办法，建立寄宿学校，缩短上学的距离或向乡村社区提供更多的补助，使他们能接受较高等的教育，甚至只是初级教育。处理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环境问题，中国的政府、总理和主席都很重视。在开发西部时，必须尊重有关环境保护的建议，我们在西部有几个大项目，基本上都是关于环保的，恢复森林植被在受到严重侵蚀的山坡上种植树木，试图减少水土流失。在新疆的吐鲁番盆地，我们有一个大项目，把蒸发的水份减少一半灌溉的农田增加了。在这许多地区，项目有灌溉，生、教育、交通等等。我们想要和中国政府谈的问题是，在以上几个方面，我们银行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西部，至于我们提供的资金，不论是10亿 还是20亿美元，甚至30亿美元，与中国政府自己在西部的投资相比都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在他们的资金、专长所集中的区域，我们以可对中国政府的努力作一个补充。

主持人：世界银行有没有为当地政府制定贷款的先决条件以保证收回贷款。

黄育川：总的说来，我们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对地方上的贷款得到很好的利用，就此而言，我们在中国的贷款还没有收不回来的。这个纪录令人鼓舞，中国可能是世界银行的最好客户，成功率很高，还贷总是得到重视，我们的业绩很好。我想，这也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中发展很快的原因。为了向前发展，这些地区的发展，我们想找一些，想采用不同于以往作法的省区。例如在卫生教育方面，有无特别的办法可以帮助那些以前被忽略的人群，例如，西部大约有5％—10％的学龄儿童得不到小学教育，对此需要采取特别的方法，许多家庭要搬迁或者家庭的主要劳力，必须能在省外找到工作赚钱，能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状况，这些省区的高等教育水平也有待提高，把众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合并成一个大学，可能更为合理一些。还例如我刚才提到的道路问题，我们愿意和西部省区讨论的，不仅有我们过去提供资金的收费公路问题，还有他们连接乡村公路的计划，通往村庄的较小的路，这些都是要和各省区讨论的问题。如果他们愿意与我们合作就会成为我们的项目。

主持人：为什么像你刚才说的中国成为世界银行最好的客户？

黄育川：我想中国有几个独特之处，第一，中国注重扶贫，帮助农村的贫困人口。我想这是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心，非常，非常成功。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25年，还没有见过这样大的努力，世界银行中国项目的成功率达95％，而世界银行项目（在全世界）的平均成功率只有将近70％—75％。中国政府确保各省、区、市甚至各县承担起还贷的义务，有时侯是还整个贷款，有时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中国政府可能会有补贴，使贷款有人负责，关键在于使他们珍惜贷款，投资得到很好的利用，保证投资的质量非常高。我们生活在中国都知道，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有建筑质量的问题，尤其是某些情况下，道路投资速度的加快，我想有一件事就是，世界银行的投资或项目监理工作非常严密，地方官员像鹰一样盯着我们的项目，因为他们必须还贷。我认为，世行项目的质量是令人鼓舞的。

主持人：世界银行的扶贫工作做得很好，你可以多作一些介绍吗？

黄育川：关于西部的省区的数量，有不同的定义，有9、10或15之说，一般而言，西部的12个省、区和市是这次开发计划的重点。在过去20年里，在这些省区，我们已经开展了50个项目或子项目资金总额达60亿美元，都是我们最好的项目。无论是广西的公路项目或者是西南地区其它省的综合扶贫项目或者是高速公路建设，都得到了很好的结果。例如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我们有两个提高农业产量的项目，那里的主要难题就是缺水，还有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我们在西部有3个联合扶贫项目进行卫生、教育、乡村公路、信贷、灌溉和恢复植被，以及劳动力转移，这些内容都集中在一个项目中，我们和当地主要的扶贫部门合作，世界银行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和其它国家相比，它们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扶贫项目，我们对此很高兴。我们还提供了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在黄土高原上还有项目，把太陡峭，不适合种植的坡地、改造成林地，在其它的一些地方修建梯田，只使用原来农田面积的一部分为农民们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主持人：中国修建梯田的历史已经很长了，比如在山西省。

黄育川：是的，但常常是在不应该修建梯田的地方，中国政府有些高级官员对这一事实感触很深，因此决定把大部分的这种梯田还原为天然植被，在其它一些地方则改变了梯田的修筑方法，梯田变得平整多了，也更深，加大了水土保持能力改变农作物的品种，对许多农民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些树木和新的农作物生长起来之前，他们怎么生活，这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而我们的贷款使他们能够等待。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们能不能生产多余的农产品，在环境上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是很令人鼓舞的，我们将在更西部也采用同样的技术，因为那里的情况大致相同，水很少，水土流失严重，退化和环境问题都是中国的大难题。

主持人：你们如何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成功是取决于世界银行得到的利益，还是别的什么？

黄育川：我认为最终的判断是看它的可持续性，当世界银行的项目结束时，它的积极影响是否保持下来，例如，我们修建了一条道路，在20年之后我们回去时，这条路是否得到维护修建和改建的学校，它们的教学质量是否得到提高，学生是不是多了，毕业是不是快了，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甚至在项目结束后，我们都要考察它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现在我们回到你提的条件问题，我们如何判定一个项目是否成功，例如，我们在做改善水质污染控制的项目，在中国的中部数省里开展，以我们从前的经验来看，关键问题是看他们是否在当地建立一个机构，负责水净化系统的建设，许多城市都没有这种机构，我们所做的基本上是对那些愿意成立这种机构的城市，并配备了合适的人员。我们就会为项目提供贷款，而那些不愿意的城市，我们就不给贷款，这是一个自愿的条件，对那些城市来说，这是从银行贷款获得好处的合理条件，那些不愿意的城市当然不会受到强迫，但我们也不会给项目提供资助，中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的需求，项目不是个问题。

主持人：世界银行主要把地方政府作为它的合作伙伴，但是，西部开发离不开大量的纯商业资本。安达信咨询公司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为中外企业提供有关投资和管理方面的咨询，它的客户包括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安达信一直对中国西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安达信咨询公司大中国区的主管合伙人吴港平先生。吴先生，据我所知，安达信公司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很有兴趣，作为一个咨询和会计公司，安达信公司除了提供咨询外，还能为有意参加中国西部开发的公司做些什么？

吴港平（安达信咨询公司大中国区主管合伙人）：安达信公司首次进入中国是在中国1979年对外开放之时，我们和我们的客户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投资者一起进入中国。我们于1983在北京成立了，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家办事处，那时办事处和别的公司一样设在北京饭店。从那时起，我们成立了多家办事处，人员也大大增加了，我们在中国各地办事处的人员现在已经达到900多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重庆。可能想了解，我们在沿海地区之外，成立的第一家办事处，重庆属于西部地区。这家办事处是在去年成立的，我们的客户问我们为什么在重庆建立办事处对许多国外的投资者来说，中国的西部，包括重庆，条件还不成熟。但我相信，如果中国政府想使中国获得发展。中国要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就必须开发西部，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社会的角度，这都很重要。作为一个国家，不能允许东西部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之间出现大的不平衡，必须保持某种平衡。我相信，中国西部能向外国的投资者提供很多东西，我相信中国的西部早晚都会发展起来。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发展战略的原因，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西部的发展水平比东部沿海地区更低，你认为在潜在的投资者眼中，中国西部的吸引力有多大？

吴港平：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把外国资金吸引到一个地区，我们需要做非常详细的分析，通常是每一个企业、每一家公司，当他们计划投资或做计划时。他们就要分析自己的实力、弱点，我们能提供哪些机会、吸引外资，西部各省区要仔细分析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每个省区要利用他们的长处改进他们的短处。

主持人：潜在的投资者，在西部能取得什么样的回报？

吴港平：我想，每一个投资者在做计划时，都期望要取得某种回报。中国西部在外国投资者的眼中也不例外。当他们在西部投资时也期望一定的回报，这种回报将与他们在亚洲或世界其它地方的投资一致，我想，中国西部能提供一些东部所没有的东西，例如，包括自然资源，包括西部巨大的人口和市场，可能还有较低的运营成本、劳动力等的成本会更低。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基础设施和交通便利的缺乏所带来的成本的增加，要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到西部来，这些不足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加以改进。

主持人：你认为西部能不能在吸引投资方面和东部沿海地区竞争？

吴港平：当然可以，但是在不同的领域，我们不能指望西部城市像上海一样，上海有自己的长处，上海能够成为一个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等。而西部城市必须利用自己的优点，在不同方面和东部竞争，农业、林业可能是一部分。我想，西部还要利用它的自然资源，西部还有一些高技术产业，他们应该继续进一步提高，继续10年、20年前建立的高技术，必须利用以前打下的基础使这个基础更加坚实。

主持人：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以使西部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

吴港平：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在各个方面加以改进，改进西部的投资环境，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目前西部的发展程度不如东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接受，但接受这个事实并不代表西部无法同东部竞争，例如，我们必须利用较低的成本，还有市场的开放，我还要提出一个建议，对于某些产业，政府应该采用更开放的观点，让较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一些领域。另外，我还要建议中央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农业和林业。通常，这些产业的回报周期较长，政府需要提供一些激励机制，不仅在税收方面，也应该在其它方面表现出来，以吸引海外资金。我想，西部地方政府要有一种观点，当我们吸引了一个战略投资者后，我们吸引的并不只是一个公司，通常我们是在这个产业范围内吸引了一系列的公司，例如上海的通用汽车公司，当上海市政府吸引了通用汽车公司到上海来投资时，来的并不只是通用公司，许多外国的供应商向通用提供配件的厂家也得到上海来设立机构，在吸引了一个项目之后，你不仅创造了就业，提高了经济，同时你还在鼓动更多的外国投资到这个地区来，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因此当地政府应该有连锁反应的观点。

主持人：你的客户，潜在的客户，如果对中国西部感兴趣，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吴港平：我相信，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做投资时都会考虑回报。我刚才提到的一定的回报，一些公司会说我们要在两年内取得回报，其它一些公司出于别的考虑，可能会说我们愿意在一段时间内投资。但我要在以后获得回报，许多外国公司在做西部投资决策时，可能都会这样考虑在中国沿海城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部，有投资的外国公司也得竞争，每个公司都要在市场上竞争，在西部的市场上竞争。从消费者的角度，商业的角度来考虑，东部的公司要做生意，有一家外国公司决定去西部经营时，这家公司就成了第一个进入（西部）市场的，即使这个市场还不成熟，运转也不如东部平稳，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西部投资。因为他们对这个市场，这个巨大的市场感兴趣。我想这是西部各省区的优势，他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个优势。

主持人：我们称之为长期投资对，是长期投资。你有多少客户已经对投资，中国西部表示出兴趣。

吴港平：我们的大多数客户，即使不是所有客户都对中国有兴趣，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西部产生兴趣，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公司都在中国有业务，如果你看一看全球企业1000强或者是财富杂志的500强，它们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在中国有业务，它们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但是，有意于西部地区的人们就会去那里的，我相信这只是早晚的问题。

主持人：总的说来，你对中国西部的将来，尤其是不远的将来有什么样的看法？

吴港平：我是非常乐观的，这是我们去年在重庆设立办事处的原因。今后一年之内，我们还要在西部设立另一个办事处，我对中国西部的开发抱有信心，而且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