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副市长赵公卿在6月8日召开的“重庆·中国西部开发国际研讨会”上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一句名言“制度是重要的”，阐发了自己对西部大开发中体制的重要性及政府的作用问题的看法。他说，如果考虑到"制度"一词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同的适用性，对重庆以及西部地区所有地方政府而言，在西部大开发中，也必须牢记一句话：“体制是重要的”。对这句话是否有认识，如何认识，关系到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成败。
   他还结合重庆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道：“西部大开发，重庆缺什么？第一缺资本，第二缺人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是缺完善的体制和良好的环境。”

   赵公卿认为，科技创新能力对一个地区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科技创新的成效不是科技自身的问题，而是科技体制的问题；而所谓体制和环境，当然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功能的体制和环境。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过程。

   他举例说，重庆其实并不缺乏科技人才和科技研究成果，譬如"丽珠得乐"和"洁尔阴"两个著名产品，本来都是重庆的科研成果，但最终前者落户珠海，后者落户成都，真正生产力的形成都不在重庆。这就值得重庆人深思。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重庆市政府组织了一批专家对东部地区和重庆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指数在60-80，而重庆只在30-40。在重庆1999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重庆本地制造商品的零售额只占18％，这又说明重庆本地的许多产品未能与市场很好对接。

   赵公卿进而指出，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过程中，政府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创造条件，让市场机制在社会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他说，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能指望政府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全能型政府”，寄希望于政府可以包揽大开发中的一切事情。实际上政府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件就是完善体制，创造环境。这种体制，应该是能够充分激励个人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同时又能有效界定人与人的行为边界的一整套规定。当然这是原则和目标，具体的体制的完善，除了这些大的原则外，还有赖于人根据现实中的市场条件进行各种创新。

   赵公卿说，深圳是依靠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只有一所大学，后来却成为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基地之一，个中原因，就在于它有一整套充分激发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系统。因此他十分佩服深圳的做法。

   他又指出，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结构优化给予引导。之所以说引导，是因为所谓"模式"和"结构"的形成，基础的因素还是市场机制，政府则出台政策，对各种利益主体加以诱导，对各方面利益关系加以协调。这又需要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政策创新。

   针对重庆的情况，他指出，重庆要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当然需要提升产业高度，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有必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大传统产业中的新技术含量。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就只以技术的先进性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唯一指标，因为重庆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富集地区，从比较优势角度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必要大力发展。